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龚小平文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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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重庆市特级教师,现已退休。重庆市残联主席团委员,开县残联副主席。早期曾发表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杂谈随笔、电视专题片解说词,后期主要从事学校行政管理,业余也进行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研究,曾任两部学术专著副主编兼统稿,有30多篇论文在国家、省市刊物发表或获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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龚小平:谭定安两篇小说之我见  

2017-02-02 22:35:58|  分类: 杂文评论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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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文艺评论】

谭定安两篇小说之我见
——读谭定安近期的两篇小说

龚小平

        作者按:此文是1980年初为《开县文艺》撰写的一篇文艺评论。谭定安是本县一名中学教师,上世纪80年代初曾在地、县文艺杂志上发表过小说。今天旧文重贴,无意标榜我的评论如何正确,因为他的小说已找不到原文,自然就无法对照原文衡量我评论文章的对错。由于任何文学评论都彰显作者的文学主张,所以,贴出此文,也是对我部分文学观点的一种宣示。供喜欢我文字的朋友们参阅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       读过谭定安的《秤》、《火队长》两个短篇小说,就像自己刚从作品的生活事件中走出来一样,禁不住要被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逗引起对江大爷、火队长的啧啧称赞,和对老幺婶、赵支书夫妇的嗤之以鼻。这是作者创造的艺术形象的魅力所致。
       作品浓缩的篇幅,深刻的思想内容,说明了作者在选取题材、提炼主题上是下过一番功夫的。短篇小说是以小见大,以部分暗示全体,从一个和一些生活侧面来反映当代的某些矛盾和斗争的。象分谷子时老幺婶的表演,站歪了板凳的赵支书夫妇的双簧,在我们纷纭眩目的日常生活中,可谓司空见惯的吧?但是,作者却善于猎摄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镜头,通过精心剪裁和结构,使之成为反映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品,给读者以娱乐和教益,用幽默的匕首剔割人们思想上的毒瘤。
      《秤》和《火队长》的艺术结构和语言,初步显示了作者的风格。这种风格,摆脱了目前盛行的“欧化风”,继承了“中国式”。结构上,这两篇作品,是两个完整的故事——虽然只是生活的一个片段,然而这种片段却是完整的。经过剪裁的情节结构,几乎看不出什么斧凿的痕迹,就像看一篇特写一样,似乎完全是按照真实事件的发展来叙述的,看不见在什么地方丢去了“剪”下的“边料”。作者能做到这一点,与作品中故事情节的不复杂和人物少这两点是有关系的。作品中的语言完全是中国式的语言,句型短,定语少,读起来明快爽口。作品中丰富的口语,表明作者在汲取民间语言的精华这方面花过力气。通篇的口语,不仅显示出作品的民族特色、地方特色,重要的是渲染了作品的乡土气息,在完成人物塑造,准确表情达意方面,也起了很好的作用。
         作者擅长于用人物语言来表现人物的个性和思想。“乖乖的小山子……,二天(今后的意思)我给我屋头当权派说一下,给你介绍个好工作。”“吃家饭,屙野屎,我才不干哩!”“唉吔,芝麻大个保管,硬才叫幺不了台,再凶起些总没得我屋的官大。”这里,未见其人,先闻其声,借用了鲁迅在《故乡》中再见“圆规”——年老的杨二嫂的方法,活现了老幺婶捧人拍马以谋私利的个性和精神世界。“社员们,队长企图奸污我女人,没什么。我是大队支书,这点雅量还是有的!可是,至今在有的干部身上,‘四人帮’的流毒还没有清除……”,“同志们,我家里人割了禾苗,这完全是受了‘四人帮’的毒害——”,使赵支书油嘴滑舌、假公肥私,擅自圆说的思想本质被揭露得淋漓尽致,暴露无遗了!在作品中,作者用人物语言突出江大爷、大队长的思想,个性的突出例子还很多,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         但是,事实上没有绝对完美的艺术。大醇小疵,有一点值得和作者商榷。
         小说,与一般故事有相同和不同之处。小说虽不能脱离故事或事件,但并不限于这两点。它须将自己的人物有血有肉地在纸上站起来,并不仅仅在于将故事叙述清楚。小说要构成感性的、综合的人生图画,要让读者看到的人物是一个活生生的皮包着骨架,里面藏着灵魂和个性,转着眼珠的具体形象,就离不开形象描写。虽然短篇小说只能用粗线条勾划人物的轮廓,不能像长篇小说那样刻画得细腻入微,但并不排斥对所写人物“画眼睛”。然而,这两篇作品中的人物,就说大队长吧,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很“火”的耿直无私、铁面为公的人,他的外貌轮廓,我们只好从“我”称队长老婆为“嫂”这一点来猜测——恐怕是个精壮、憨厚朴实的壮年人吧!不能片面地追求一个“短”字而放弃了必不可少的人物外貌的描写。这一点,也许是作者的疏忽。
         作品中的人物,至少主要人物应该是典型形象,而且应当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。我们所说的典型形象,是不脱离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生活本质特点的个性人物。在“四人帮”造成的长期的思想混乱结束后的今天,余毒未尽。“特权”思想严重的老幺婶;靠吃“政治饭”的赵支书之类,大有人在,通过作者的工笔点染,着力塑造,形象的典型性是比较鲜明的。可是相形之下,当今历史条件下的江大爷和火队长,形象的典型性反而缺乏鲜明感了。——且住,我并非说没有典型性!由于我们对典型环境和典型形象的如此理解,在《火队长》中,火队长反对工作组的“2X3密植”,拔秧苗,骂支书……,在“棍子”、“帽子”的天下,结果他不是被批斗“罢官”,而是一气之下“挂冠”,就不能说不是一个小小的败笔。
          作为闲暇中的这几句“不成张片的话”,也许挂一漏万,但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献给初绽的蓓蕾——《秤》和《火队长》,希望它的作者在创作的道路上迈得更踏实些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1980年元月19日

2017年2月3日贴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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