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龚小平文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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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重庆市特级教师,现已退休。重庆市残联主席团委员,开县残联副主席。早期曾发表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杂谈随笔、电视专题片解说词,后期主要从事学校行政管理,业余也进行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研究,曾任两部学术专著副主编兼统稿,有30多篇论文在国家、省市刊物发表或获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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龚小平:一位远去的朋友(3)  

2017-01-11 10:42:50|  分类: 人物记叙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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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我和谭书记的联系虽不很密切,但从未间断过。我们彼此都在关注着对方。在县委表彰“优秀共产党员”的通报上看见我的名字,他打电话祝贺我;在县城宣传栏看见第一批自考毕业生照片里有我,也写信来祝贺。我听说他被县政府记大功一次,也写信去祝贺;有时碰上县里熟悉的领导、温泉区的熟人,也免不了要打听他的情况。知道他在温泉区搞得风生水起,一大批企业强劲发展,乡镇企业总产值和利税几年间跃升全县前茅,成为全县的工业龙头区,心里着实替他高兴。我想,瑕不掩瑜,经济上的成就给温泉的父老乡亲带去的实惠,一定会让他们体谅谭书记在工作中的一些瑕疵吧。可是,我的这种良好心愿被不断传来的一些消息击碎了:有消息说,有人以谭书记修建小楼房联名告发他,怀疑他经济上有问题;还有消息说他在温泉区和企业撹在一起,厂长们都成了他的“爪牙”;又传言说县纪委已多次派工作组去温泉查账……。
       这些消息未经证实,但是众口铄金,我担心谭书记真的有事。抽时间我和他通了一次电话,我委婉地表达了我的担忧,问他近来怎么样。没想他在电话那头还是一阵爽朗的笑声:“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,有人告我,告到纪委去了,纪委来过好几趟人检查。不过,我心里无冷病,胆大吃西瓜(我们开县的一句俗语),他们想告就告,想查就查,我没当回事”。和他通过话,我的心里踏实了许多,他在我眼里是一个很廉洁朴实的人,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。
        1988年仲春的一个星期天上午,陈家区公所大院驶进一辆军用吉普,从上面下来两个人进了税务所的小院。一会就听到楼下有人打听杰的住处,我赶出门去,惊喜地发现谭书记和一个年轻人正上楼来。我高兴地一边呼唤杰一边迎上去,正想和他握手,却被他用手势制止了,并且示意我不要离得太近。这时我才发现,他一反平时衣着单薄的习惯,穿得比较臃肿,瘦削的脸上是浓浓的桔黄,我心里一紧,一种不祥涌上脑门。这是他第一次到我们家,可是我却高兴不起来。我们把他迎进客厅,他把藤椅挪开和我们保持距离;他逗我的女儿也是离得远远的;杰端去的开水被他的司机接过去,倒进一个随带的玻璃杯再递给他。他说,最近10来天身体感觉不舒服,乏力,闷油,浑身发黄,县医院初步检查为黄疸型肝炎,要去地区医院复查治疗……他的话很轻松,我心里却非常沉重,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,该怎样安慰他。杰要去张罗午饭,被他拒绝了,他说,这个病传染,还是不在这里午饭了,我们说可以给他单独准备餐具,他说,他是借这次外出检查病,路过这里,顺道来看看我们这个家,现在看来我们生活得不错,他也放心了。他说“来日方长”,还是坚持要走。
        最后,我们只好送他上车,看着吉普车驶出大门,杰突然冒出一句“谭书记是不是怄了气?”我愣怔了一下:“没看出他心里有什么事啊。再说,也没听说黄疸型肝炎与怄气有什么关联啊”。我口里这样宽慰杰,但自己却联想到近年来听到的关于他的种种流言,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。
        那时通讯很不方便,谭书记来过以后,我常打听他的情况。知道他去地区医院复查结论是“肝硬化”,后来转院去了省医院治疗。在那个年代,“肝硬化”还是令人谈虎色变的重病,我们得知后好几天心神不宁,唯有默默地祈祷神灵,保佑好人一生平安。也许是神灵护佑,大约过了两个多月接到他的电话,是从温泉区公所打来的,他说:他已经出院回区了,治疗很成功,虽然现在还在服药,但是精神不错,最近正忙着指导督促几个企业的技改,很忙。听到他在电话里的朗朗笑声和洪亮的声音,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。
        谭书记又在他温泉区那一亩三分地里忙开了。我们虽然不再过多担心他的身体,但还是关注着他的社会传言。由于不便经常直接问他,从相关人员那里得来的消息往往自相矛盾,搞得我们夫妇心里七上八下。直到89年4月,我偶尔看到《万县日报》4月23日第二版上,刊登的侯小明、陈宇光四名记者联合采访的一则长篇通讯《错位心理》,才完全放下心来。文章不仅通过纪委调查、记者采访,对谭书记建自家小楼的资金来源,“企业厂长都成了他的爪牙”问题做了详细释疑,还用“倾斜的价值观、扭曲的关系学、变形的权力观”对社会上那些不健康心理进行了剖析,同时,还对谭书记去温泉以来的工作成绩晒了一组数据。文章列举说:“谭德培从团县委书记调任温泉区委书记,5年风风雨雨,搞规划,争项目,抓技改,经他过问建成的企业就有32个,争取引进资金600多万元。1988年全区乡镇企业总产值和税利,分别比1983年增长6倍和7倍,成为地、县的一面红旗”。
        然而,就在我们为谭书记终于度过政治的激流险滩不久,他却因为长期超负荷工作,劳累过度和无规律饮食起居,病情加重,再次病倒进院了。 这次的病情显示比上次顽固,以致县里不得不考虑让人接替他的工作。几个月后,当他再次凭着乐观精神和顽强意志战胜病魔出院回县,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,安排他先后担任温泉区人大联络员、县总工会副主席、调研员。照理,从他的健康出发,这些职务都是只有工作没有刚性考核的,非常适合他。 但是,刚过不惑之年的他惦记温泉区10万父老乡亲,办公桌在县城,他却长期回到家乡温泉区,把富余劳动力组织起来,凭借自己长期积累的经济工作经验和管理指挥才能,带领大家办企业、修公路、开凿饮用水井,改善北部山区山民们的生存环境。2001年,他觉得这种挂着职务不上班,心里感觉亏欠,并且也让他的“事业”放不开手脚,干脆一纸申请,找县里领导批准提前退休,那时他才52岁。从此,他更是甩开膀子大干,把家乡的企业不断做大,甚至做到了省外。
        自从区委书记卸任,谭书记就再也难觅踪影。每次联系他,不是“联系工程去了”、“跑材料去了”,就是“进山去了”、“很多天没回家了”。我的工作也从1993年发生了变化,教学已不再是我的本职工作,成天琐事缠身、左支右绌,我们见面少了许多。后来电话方便些了,实在想说说话,就晚上9点钟以后互相打电话,这样有时还能“逮到”他。从偶尔的联系中,知道他带着乡亲们搞企业,经营得不错,自己收入也今非昔比,肝上的毛病长期有比较高档的药物“保守疗法”着,虽然也曾有两次进过医院,但不久就出院了。他在电话里的声音,还是那么爽朗清亮,后来还有了点江湖话。
       直到2002年,我和杰的瓷婚纪念日,他才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。那年的9月16日,重庆卫视、《重庆晚报》两台采访车,远程300多公里来到开县,要求采访我们夫妇的瓷婚纪念日,同时希望当年的主婚人、团县委书记也接受采访。这天,我给谭书记打电话,他正在温泉镇去北部山区的路上,闻言毫不犹豫,立即让司机掉头赶往县城,接受了记者采访。当天下午,我俩一边喝茶一边聊了很久,他还是爽朗地笑,看上去气色还不错,但是我始终感觉他心里堵着个什么东西。告辞的时候,他让我们不要担心,他现在过得自在,等他挣了钱,我们退休了,他带我们出去旅游,“开销算我的”,他豪爽地拍拍胸膛。
龚小平:一位远去的朋友(3) - 龚小平 - 龚小平文集
(图为采访当日,重庆卫视和《重庆晚报》给我和杰瓷婚纪念献花。谭书记就站在我身后)

(未完待续)

2017年1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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