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龚小平文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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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重庆市特级教师,现已退休。重庆市残联主席团委员,开县残联副主席。早期曾发表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杂谈随笔、电视专题片解说词,后期主要从事学校行政管理,业余也进行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研究,曾任两部学术专著副主编兼统稿,有30多篇论文在国家、省市刊物发表或获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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龚小平:尺蠖之屈(5)  

2016-10-30 22:42:20|  分类: 青年时代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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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飞者翼伏

龚小平

       从水田小学回到公社的几年,是我全力以赴自学充实自己的几年。当时刚刚摆脱极左枷锁的束缚,渴求用知识改变命运,弥补身体残疾缺陷的愿望,裂变出一种惊人的力量,推动自己投入到学习之中。
       那时,书店里那些宣传“斗争”、“专政”的红皮书籍,迅速被科技文化书籍取代,各个出版社根据社会需求再版了许多好书。一些指导社会青年自学的教育机构和组织应运而生。每次去县城,我一定抽出充裕时间去书店,用省吃俭用的钱买回不少大学文科教材和辅导读物。但是,没有老师指导,虽然有时和宁君书信联系,毕竟他也还是学生,况且书信交流很受局限。为了使自己文科学习更为系统,1980年我报名成为山西《刊授大学》的学员,旨在为获得他们一套系统的学习资料。
      真的如高尔基所说,我“就像饥饿的人一样扑在面包上”,非常贪婪地攫取知识。在公社做“临八天”期间,只要没有具体任务,我就钻进文书室读书;守电话,面前也是一本书一本《电话记录》;后来有了文化站,学习自然更加方便。偶尔可以回家一两天,就更是“两耳不闻窗外事,一心只读圣贤书”,知子莫若母,看到我如此用功,母亲不仅从不责怪、从不打扰,即使进房间也是轻手轻脚,生怕影响我。那时读书,虽不能一目十行,但眼睛抢字,效率高。即使出差开会办事,或者去二姐家做客,我都是随带书本的。我的读书,往往在白天,一边读,一边用笔把重要的观点和段落用波浪线划下来,有时还会旁批几个自己才会明白的字加以提示。晚上,我会分三个时段安排学习:初夜时分,我会细细回顾当天学习的主要内容,实在回忆不起,就翻书复习;此后,我要做读书笔记,把当天学习时那些打了波浪线的文字抄在笔记本上,并适当归纳整理,这个过程十分重要而且有效,他使我重新复习了一遍当天的学习内容,并且,通过抄写加强记忆和增强理解,事实上,抄写的效果比阅读的效果更好。抄好之后,我会“掩卷沉思”和默记一下当天的内容。第三,稍事休息,接下来我会翻阅前10天左右以内的学习笔记,主要阅读笔记里的问题题目,然后闭目回忆其内容,实在想不起来再看笔记内容。一般,晚上12点上床睡觉,上床后再闭目回忆当天的学习内容。
        那些年,我虽然担负着一些所谓工作,实际上很多工作都是“稀泥巴田里打桩——可深可浅”的事情,有许多时间供自己支配。为了克服惰性,增强危机感,我的笔记本封面很多都写有警句,比如贝多芬的“我一定要扼住命运的咽喉,绝不被它吞噬”,还有我自己的“他们在和我赛跑”……以此提醒自己居安思危卧薪尝胆。眼看自己即将而立之年,却还一事无成,穷困潦倒,我精神上的弦崩得很紧。我感觉很多机会将接踵而至,能不能抓住,全在自己抓得紧不紧实不实。为了见缝插针利用时间,我需要随身携带学习内容,但那时笔记本都很大,衣兜放不下,于是我发明了一种携带学习资料的方法:把白纸裁成10来公分的纸条,用浆糊接成长条,然后用一根斑竹小棒做心,把它裹在上面,再在外面用一个做了盖的慈竹小筒装起来,以免揉坏。我的一些学习笔记就抄在长纸条上,坐车、等车或者参加不重要的会议,我就会抽出来,拉开,默记上面的内容。总之,每一分钟我都不想无意义地度过。
        这一阶段我身边不断地有这样那样的人群出现,给我带来积极的影响。80年秋,公社成立“新闻通讯组”,我和公社广播站盛站长分别被定为正副组长。按照各大队提名通讯员,我们身边聚集了10多个年龄相若的高中毕业生,我们指导他们新闻写作,在保证公社广播站自办节目用稿的同时,把一些质量高的推荐给县广播站和地区《万县日报》,在把公社新闻报道搞得风生水起的同时,教学相长,也促进了自己的进步。82年地区文学创作讲习会之后,方培、守植、毛建等一批文学爱好者也与我来往甚密;83年初春,县里举办文学创作讲习班,围绕在我身边的文学爱好者更多,他们甚至在星期六搭车、骑车几十公里来竹溪和我聚会,彼此传阅作品,交流意见,请我点评,无形中也是对我极大的促进。另外,由于我经常往来于县城,又经常给地区和省报写稿,先后结识了一些年长的朋友,除了县委报道组的几个老师,县文化馆创作辅导老师姜山、广播局宣传股股长向明阳、县教研室主任王昌桃、《万县日报》记者侯长栩、孙荪,《四川日报》科教部主任王志安等,都成了经常书信往来的朋友。侯长栩、王治安甚至还多次来公社与我抵足而眠,侯后来还发表过写我的报告文学《爱的升华》。他们在我生命轨迹上出现,对我的学习、成长以及社会影响都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       那些年,我的学习除了阅读,还有写作。1981年春夏之间,县文化馆创作辅导老师姜山经过两年多调查走访,撰写的刘伯承元帅19岁以前的传记故事草成。他找到我,希望我帮他润色、订正和誊抄,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部6万多字的书稿的订正誊抄工作(后与另一位作者的书稿合集出版《刘伯承青少年时期的故事》)。由于此次誊抄具有一定修改的成分,所以具有创作的色彩,这不仅是我一种很好的学习机会,也让我对少年时期的刘伯承有了最初的了解。这个期间,我以公社通讯组组长和报纸、广播通讯员的身份勤奋写作,消息、通讯、杂谈、散文,后来也开始小说创作,我的稿件源源不断地发往开县广播站、《万县日报》、《四川日报》、《四川农村通讯员》、《四川广播通讯》、《四川青年》等报刊广播。在80至81年间很长一段时间,或新闻消息,或杂谈散文,县广播站几乎天天有我的稿件播出,每周见诸报端的文字至少有2篇以上。正如县委宣传部给我颁发《新闻采访证》时说的那样,“把县广播站的用稿算在内,一般的专业记者也比不上”。80年到82年,不含消息、通讯,我仅仅社会杂谈、写作随笔、工作研究就发表40多篇。年年被县委宣传部和《万县日报》表彰为“优秀通讯员”。
        这种勤奋写作,给我带来多方面的好处。一是借助这种练笔,不断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,以致到82年以后,我的稿件到县广播站和报社,基本上都没有改动。二是创收改善生活。在我的记忆中,那时的一个消息稿,用稿费只有几角钱,篇幅比较长的通讯稿也最多两块钱。但是我那时公社工资才30元(偶尔还不能按时),我可以通过写稿把自己的工资涨到40元以上,正所谓“粗糠不肥田,也要松个脚”。三是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影响。那时没有收音机,更没有电视剧,但是有线广播家家通。广播里天天念叨我的名字,以致我们县许多人不认识我,却知道我的名字。这为后来解决我的问题也是一种推动。四是培养了自己的思维能力。写点新闻通讯看似简单,但是要能采用,必须合符采用的标准。首先要具有“新快短活强”的特点;其次适应当时改革开放初期的特点:政策上要立得住脚,要具有改革色彩,要引得起共鸣。所以,具备一定政策水平和必要的分析判断能力,是必不可少的。加上我骨子里对底层群众的某种感情,总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他们的喉舌,所以喜欢写些批评性的“负面稿件”,这就需要更好地把握分寸和尺度,哪些现象可以用新闻报道的形式进行揭露批评,哪些不能直面揭露的现象是否可以用杂谈的形式鞭挞,哪些问题适合用工作研究的方式提出来……。这些,都不再是纯粹的“写作技巧”可以解决的,那必须有对社会的思考。因此,我在公社的几年,虽然经济拮据、奔波劳碌,获得的锻炼是非常宝贵的。

(未完待续)

2016年11月2日
    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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